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美国百年外交的历史，贸易、军事和金融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内容，其宗旨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当前中美军事冲突很小的情况下，贸易和金融的博弈则显得十分重要。弄清楚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的出发点、争论的差异，才能明确建立二十一世纪中美金融关系的对策。

　　20世纪是美国经济崛起的世纪，在上个一百年中美国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是从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发，以接受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而得出的看法，其合理性是值得探讨的。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信奉自由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从1870年至1914年美国作为英国世界经济霸权体系的一部分，实行的是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是金币的买卖，兑换比例也是固定的。在这其间虽然发生了1890年因阿根廷革命引发的霸林危机和1907年的美国金融恐慌，但经过法国中央银行和俄国中央银行给英格兰银行提供黄金借贷，平息了金融风潮，国际货币制度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到1915年底，英镑对美元贬值大约3%，英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为1∶4.76美元。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金本位制度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按照美国的怀特方案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一开始是固定汇率制度，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后来美元泛滥了，国际间的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但基本上国际货币汇率制度还是稳定的。从1973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各国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其中欧洲各国大体上在1990年前后实现完全自由浮动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国际资本市场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只不过是最近30年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货币市场国际化后，国际货币汇率才达到充分的自由化程度。

　　中国在应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汇率自由浮动的压力时，实际上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美国安排的途径，按照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实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90年代后期东亚国家走过的金融国际化道路，其结果是货币升值-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金融危机。另一种是根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趋势，在探讨国际货币基金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既承认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时也尊重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多样化需要。人民币汇率调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是有管理的官方调整，并在此条件下加快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则是由官方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适时调整。

　　提出人民币汇率官方调整加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模式，目的是避免人民币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出现博弈性升值。其好处：

　　第一，自主地有序地逐步地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提高人民币升值因素对贸易影响的预期，防止因贸易收支的大起大落引发金融危机。据美国学者的统计，美国2006年的贸易逆差达到8500亿美元，已经连续四年贸易逆差已超过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越来越明显，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原因，中国给美国提供了廉价的物品供美国的国民消费，同时也有利于美国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利率只有1%左右，实质上是给美国增加了低成本的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方式，可以减少外汇管理制度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管制方面实行同步自由化的政策，当国际资本大幅流入和流出时，汇率的形成实由国际资本来决定。因此，在汇率和国际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不能将两者同时都放。否则，就会造成失控，最终会因货币危机引发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

　　第三，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直接隔离国际货币市场汇率急剧变化对国内银行、股市和保险资产的影响。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能力还不高，管理国际性货币资产的能力有限，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进程过快的话，将会引发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失，如外资金融机构挖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黄金客户。但有人民币汇率由官方调整这一条，可以有效防止国际资本与境内人民币转换对汇率的预期和冲击，维护境内金融资产的稳定。

　　第四，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赢得时间和空间。据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估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值相当于12万亿美元，已经与美国的GDP总值接近。不管这种估算是否准确，但中国的产出能力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是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能够成为“硬通货”的基础。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过于频繁的波动，财富的流失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的机会就有可能失去。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亚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人均国民收入比例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就反映了货币贬值对经济崛起的影响。从长远看，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官方调整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的坚挺，即使在升值的调整周期中，也能维护其坚挺的特征，无疑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崛起的重要因素。

　　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又缺乏正确的应对措施，以至于在危机前没有做好结构调整工作，酝酿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危机发生后又没有及时的政策措施出台，甚至采用了一些错误的对策，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国外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教训作过一些分析和总结，有些是值得我国参考的：

　　第一，在处理金融危机，消除经济及金融不稳定因素时，必须把结构改革列为重点，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改革。金融部门的不健全是引起外国投资者丧失信心的主要原因。

　　第二，亚洲金融危机时，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危机国政府所制定的宏观政策目标都需要作重大修改，暴露了对宏观经济过分乐观的看法，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调整政策的需要。因此，对于金融风险的估计必须充分。作为经验教训，中国应把金融风险的防范列为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中心内容。

　　第三，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东亚各国实施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修改后的方案过于严格，应该认识到这些国家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财政方面。但中国的财政方面问题很多，存在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第四，从东亚国家经验看，应对金融危机，不一定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尽管实行一些财政紧缩的措施也许有合理的原因。一方面对国内金融系统重组的过程需要一定的财政支付。但是，这种紧缩的需要是否过于超前，特别是面对衰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紧缩措施仍然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则是财政政策的信号作用，如果某些财政紧缩措施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适度放松财政限制的作用可能会超过对国内需要的负面影响。如果这样，对财政主管部门而言，财政信号被错位地理解，实际上会加剧负面影响。

　　第五，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与最终结果相比，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目标不能精确计量。最好的做法是，随着经济衰退的程度逐步清晰，通过成功地放松实际财政政策目标来识别两者间的差距。越强调周期性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越需要融资方面能有一些灵活性。通过国际援助提供大量的短期外部融资，似乎是一种能满足这种目的的灵活融资形式。

　　第六，必须时刻注意贸易平衡问题。在1997年中期，当预期东亚经济还会继续增长时，有关为缩小经常账户赤字而需要财政紧缩的争论还是相对的。到大多数东亚国家国内需求崩溃和汇率严重贬值时，尽管没有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迫使经常账户出现问题。

　　第七，必须在分析本国汇率制度、外汇储备和企业对外融资结构的基础上，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支持汇率，重建信心的一种工具，尽管这种需要一般会比较短暂。减轻国内利率负担，对有大量外债的企业没有多大帮助。因为高利率和货币紧缩的结果会使汇率严重恶化，使得按本国货币计算的外债急剧增加。

　　第八，保持汇率的稳定，对应付金融危机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汇率急骤贬值，特别是在印尼的情形，会使实施宏观经济调整措施面临许多困难。因为东亚经济没有高通胀的传统和预期，货币名义上的升值将会减轻真实贬值的幅度，大多数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坚持这一做法。韩国和泰国就已经出现名义汇率的反弹。通过引入货币委员会加速名义货币升值的企图是具有风险的赌博行为，可能会使事情更加恶化。特别是在资本账户不健全的情况下，政治的不稳定会是一种推动力量，如果在货币委员会下面没有中央银行，处理银行问题就更加困难。

　　第九，必须注意积累处理金融风险的经验，培养应对金融危机的专门人才和制定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应对方案。东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和印尼，由于在处理国内银行危机方面缺乏经验，导致在处理银行倒闭时机和对存款人提供担保保证方面出现失误。

　　第十，实施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必须果断而及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过程可明显看出调整政策不及时采取所带来的危害。即使在1998年5月，韩国和泰国的援助方案相对较好，也推迟了好几个月。印尼的情况则是政治上面临严重的不稳定使援助计划实施被耽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和经济主管官员发生变化，对国际动荡影响担心。另一方面也许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政府间宣布宏观经济调整计划的时间过迟使受援国政府没有完全承诺实施调整计划的各项措施，未充分认识危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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