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中国金融业历来不缺高学历教育，而是缺乏高水准职业教育。前几年，各家银行组织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内部培训，打着各种旗号的国外资格认证也进入中国市场，理财培训市场一度很热闹，也有些鱼龙混杂。

　　金融理财师培训所需要的职业性知识体系非常复杂而又严谨。理财规划师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没有专业知识的个人和家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营金融风险来为客户打理资产，多少有些职业“玩火”者的意味。如果没有了行业性职业教育标准加以规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做颁发执业执照的资格认证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规范培训的动力和压力。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做执业资格的认证标准，而不是把关市场准入。

　　当时，我们的设想得到了人民银行领导的大力支持。2000年初，人行吴晓灵副行长亲自做过调查研究。起初，我们想单独组织个机构办这件事情，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最后还是决定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下设立中国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比较可行，而且能够快速上马，以满足各金融机构的迫切需求。

　　《当代金融家》：中国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最终选择了国际金融理财师（CFP）为资格认证标准，出于哪些考虑？

　　刘鸿儒：CFP起源于美国，目前已成为国际金融理财的“黄金标准”。CFP是指从事金融理财，并达到规定的教育（Education）、考试（Examination）、从业经验（Experience）和职业道德（Ethics）标准（以下简称为“4E”标准）后取得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士。我们最终选择CFP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对应用类金融培训而言，没有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不发执照，质量得不到保证，培训也缺乏压力和动力。这在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等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得到了验证。而CFP既有知识结构合理且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又有科学而严密的认证制度，还有严格的继续教育和再认证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CFP执证人的知识体系具有从构建到考核再到更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

　　其次，金融理财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是针对客户的整个人生，而不是某个阶段做出的理财规划。CFP涵盖了财务报告的准备与分析、投资规划、保险规划、所得税规划、个人风险管理、教育规划、退休养老金规划、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不动产管理等内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再次，CFP突出了理财师执业时的道德规范，明确理财师须遵循守法遵规（Compliance）、正直诚信（Integrity）、客观公正（Objectivity & Fairness）、专业胜任（Competence）、保守秘密（Confidentiality）、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克尽职守（Diligence）等七大准则，并对执业过程中各步骤、细节的操作标准进行了明文规定，由此建立了诚信制度。

　　最后，推行金融职业资格认证的完全市场化道路，是提高中国金融职业教育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最终目标。CFP恰恰是个中典范。它属于非官方性质的认证，完全靠其自身品牌的质量和水平取得社会承认，这足以说明其强大的竞争力。

　　协调监管刻不容缓

　　《当代金融家》：具有混业经营背景的外资银行正蜂拥逼近中国，中国零售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是什么？

　　刘鸿儒：在我看来，最大的压力是中国现有的零售银行管理架构和监管体系正面临“堵上门”的挑战。

　　21世纪的零售银行业务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客户为中心提供主动服务，二是跨过分业篱笆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及非金融理财服务；这在渠道上体现为融合，在产品上体现为交叉。然而，在前台的渠道和产品层面做到交叉、综合甚至融合，这都不难，难的是中、后台综合经营的管理架构、风险体系以及全部流程的建设，更难的是政府层面变分业监管为综合协调监管的庞大体系建设。这里面涉及到的有牌照许可、防火墙和IT系统改造、监管法规制定以及协调监管平台如何搭建等一系列高难问题。

　　令我焦虑的是，当前中国零售银行业的发展开始拧麻花，上、下呈反向操作，即下面的渠道和业务越来越交叉，上面的管理和监管却越来越分散。当前可见的直接威胁是，外资银行已经通过金融控股和全功能银行体系将这类矛盾基本化解了。他们在战略架构上已是胜我们一筹，如果我们还只是在战术上做文章，很难说这些战术上的大量投入是否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我认为，当中外资在零售银行领域全面对垒时，协调监管刻不容缓。

　　《当代金融家》：20年来，混业经营以及协调监管在中国是老话题，但一直是没人敢于去解的新课题。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看，这个新课题是否到了不解不行的时刻了？

　　刘鸿儒：中国的现状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97年，我去日本一桥大学讲学，研究日本开始的混业经营问题。在拜见当时的日本央行行长时我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开始混业，是否因为美国混业了，你们也要混业？”他回答说：“不是我们想不想混业，而是实际上日本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混业了。”当时的日本非常像当前的中国，金融协调监管的需求是自下而上提出来的，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被逼无奈的意味。这实际上也成了中国各金融监管方即使想躲也躲不过的现实，而不仅仅是趋势了。

　　国际经验证明，在零售领域尤其是理财领域，跨篱笆的综合经营需求最强烈，甚至可以说，没有综合经营的零售银行，在21世纪的竞争中不会有大的发展空间。尽管零售银行最核心的理财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才刚起步，但同样是综合经营在先，金融理财服务在后；当我们的监管部门之间还有很多不必要的扯皮动作时，要求加快协调监管步伐的呼声已经自下而上喊成了一片。形势是严峻的。

　　《当代金融家》：如果考虑到今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中国在建立金融协调监管机制时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刘鸿儒：有很多重点需要注意，但我今天在此只谈一个。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在零售银行的发展上，我们只是有了与外资银行在同一水平竞争的可能，但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就如同一二级钳工与七八级钳工之间的差距，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而是工艺水平的差距。我们的金融监管，也应该重视监管“工艺”问题。因此我呼吁：即使不提对国内金融业的保护，最起码要给予国内金融业以与外资的同等待遇。

　　现在我们的一些政策是压了自己，放了别人。放了别人我并不反对，因为对外开放是硬道理，但是你不能捆绑自己企业的手脚。中外资金融企业平等竞争，应该是中国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最基本的出发点。只要政府坚持住这个出发点，市场各方利益的协调顺序就可以排出来。

　　以前提“一切服从改革开放”，如今开放到位了，今后应该强调“创造公平竞争的监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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