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一场现代化战争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生在宏观经济金融领域屡有建树，晚年却迷上一门“麻雀”学问——家庭经济学。但他并非以退休的闲情逸致在茶余饭后摆弄理论“魔方”，而是依然以金融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阵地。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恐怕非零售银行莫属。而当前全球零售银行领域竞争之壮观，堪称银行业的一场现代化战争。

　　10多年来，零售银行业务，尤其是高端私人银行业务，几乎吸引了全球最具实力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保险公司等支柱型金融企业的大部分眼球、人力和财力，在资金和技术上，各家无所不用其极，零售银行对银行业的利润贡献度已接近50%，成为金融业高端必争之地。

　　几年前，陆续进入中国的外资零售银行不敢大动干戈，却不停投石问路。虽然这一切做得隐蔽，但是这位退伍“金融老帅”，凭着他1980年代设计并主持中国银行业系列改革、1990年代设计并主持中国资本市场拓荒的睿智和敏感，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在退休多年后的21世纪初，他以70高龄再次带领拓荒。这次他选中的是一块更大的处女地——中国金融理财市场，将是零售银行业务的主战场，金融混业的巨大引擎，也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最后一公里”。

　　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不再坐阵指挥，而是回归教育，创建了中国金融理财规划师的教育培训体系，担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同时任中国金融理财师第一届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的中国金融改革“教父”，晚年也没错过银行业“现代化战争”，放心地看到从他手上开始的中国金融改革大船，稳稳驶入国际金融市场海洋。这样的金融生涯属于一个中国老人——刘鸿儒。2006年8月，刘鸿儒在五道口就中国的零售银行和金融理财发展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擦肩而至的机会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个从业近50年的金融家，您的履历戏剧性地富有吸引力。能够成为跨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主要设计者同时又是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恐怕是每个金融家的梦想。而您在中国金融业就像个“开荒”专业户，是什么驱使您在70高龄时再次领头“开荒”呢？

　　刘鸿儒：相对于我退休前担任首届中国证监会主席来，我现在从事的金融理财师标准培训和资格认证，的确是又一次“开荒”，而且是从宏观“开”到了微观，从一线“开”到了二线。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不会做陌生事情，我也一样。我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缘于我投身中国金融改革事业的两大情结。

　　首先，我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在自己手上开始的中国金融改革稳步成功，所以我总在琢磨，哪里会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国际接轨的“最后一公里”？从一线退下来后，我无法沉浸在回忆之中，而是有意无意地尽量去往前看。到了2000年前后，我明确意识到，全球金融业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就在零售银行领域，中国也不例外，而金融理财将成为零售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放过这个擦肩而到的机会。

　　其次，当老师做教育，这是我步入工作岗位的起点，也会是我人生的归宿。所不同的是，60年前我刚进入东北行政学院时目标很茫然，现在则很明确，就是要专心做金融教育。1980年我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改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现在以“五道口”名扬海内外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我本人至今还是那里的一名教师，每周坚持授课和资格认证、知道博士生；如今能够发起并参与国际金融理财师（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以下简称CFP）培训，使我的金融教育履历兼具现代化、国际化和实用性色彩，我有了一种满足感。

　　《当代金融家》：您刚才谈到零售银行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个主战场，您在这里主要是指银行业而言吗？

　　刘鸿儒：狭义地可以理解为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但更应该从广义上去理解，即指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理财服务，甚至还包括税务、收藏、遗产安排等非金融理财服务。人们通常将零售银行服务概括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理财服务。

　　要想真正理解零售银行业务以及它给中国金融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先要了解一个很新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新学科，即家庭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由家庭理财，尤其是私人银行层面的高端家族理财而给零售银行带来的市场空间，正在飞速扩大。而且零售银行正在成为整合跨市场、跨国界各种金融资源和客户资源的最大平台，甚至开始引发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购并和洗牌。

　　迄今为止，比较著名的家庭经济学理论是由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提出来的，也被称作是新家庭经济学。他的家庭经济学体系主要由三部力著构成，即他分别于1960年、1964年和1981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主要研究家庭成员在有关孩子、婚姻、劳动分工、技能投资以及家庭成员保险、家庭内部财产转让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作用。

　　尽管对于家庭经济学本身是否成熟仍存有激烈争议，但家庭作为近年来财富积累增长最快的零售群体，他们的投资与消费规模之大，的确引起了金融业的极大关注。

　　《当代金融家》：有人称家庭经济学是“麻雀”经济学，也有人称它是“迷你”经济学，足见在传统经济学者来看，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来研究似乎有些牵强。家庭在什么意义上具有经济学价值并值得银行下大力气去研究呢？

　　刘鸿儒：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社会是由千万个家庭组成，当家庭主动参与投资、参与金融消费并形成一股大潮时，对宏观经济层面产生的极大影响是传统经济学所没有注意到的。目前，单位家庭已经成为投资与金融消费的基准细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具有了经济学的价值。这点已经得到了印证。

　　前两年的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长有2/3是靠个人消费信贷拉动的，家庭经济活动与零售银行乃至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出现的交叉线，也显得再清晰不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家庭经济学看作现代零售银行研究的必修课。只是家庭经济学现在还不够成熟，对银行的帮助有限。但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从事零售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的机会所在。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更多地是研究政府领域和公司领域，很少研究家庭。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代家庭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我们在CFP教育体系的研究和课程内容设置过程中体会到，我们所研究的家庭经济学主要偏重投资与理财，与西方主要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的家庭经济学有所不同。

　　金融企业的成长期是伴随企业高速发展实现的，它的成熟期则是以服务好社会基准细胞为标志。如今，全球银行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开始步入成熟期，因此零售银行在深入了解客户时，首先应该关注家庭，其次才是个人。只有深刻理解家庭内部经济活动的个性与共性，才能更深地理解零售银行的业务范围、产品体系、风险体系、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

　　时机成熟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零售银行建设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最前沿在此意味着什么？

　　刘鸿儒：中国银行业零售业务长期处于塌陷状态，使得它的发展先天不足。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银行根本不重视个人存款，更谈不上零售服务。原因有两个：首先，计划经济从制度上要求企业、单位的钱必须存在银行，不允许保留现金，这造成银行坐收企业存款，不在存款上下工夫。其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个人收入太少，人均存款比例很低。那时候，中国的银行几乎就是为财政部服务，是财政部的大会计，而不考虑对客户提供服务。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银行第一个观念转变就是开始重视存款。那时候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存款是银行的基础”。但当时的企业存款挖潜已经很难了，于是开始重视个人存款。当时银行揽储的动力，并不来自于更好地服务个人客户，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基本建设资金缺口大，企业加快发展所需短期资金也同时大幅增加，财政部解决不了，只好借助银行贷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的银行虽然不再是财政部的会计，却是以机构信贷业务为核心，个人业务不仅长期停留在单纯吸存上，而且还是为了机构信贷而拉资金，银行的个人金融服务塌陷也成为了历史必然。

　　中国的零售银行业务原本先天不足，眼下却要应对以零售业务为拳头的外资跨国银行。结果是，为了补历史的缺课，零售银行必然成为中国银行改革的前沿；而为了应战外资竞争，中国的零售银行又被逼到了全球银行改革的最前沿。

　　《当代金融家》：金融理财是现代零售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而中国的零售银行本身还处在幼稚期，现在在中国境内大力拓展金融理财，是否有“东施效颦”之嫌？

　　刘鸿儒：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后发定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历史证明，先发通常具有优势，但后发未必全是劣势。虽然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金融改革的步子稍慢，零售银行发展更显滞后，但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果，已经为中国的零售银行和金融理财后来居上创造出可观的市场需求。

　　首先体现为三个高速增长：主要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出个人和家庭收入高速增长，同时财富集中度也在高速增长。其次，用于衡量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恩格尔系数在逐渐降低，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基本保持在30%～40%之间，意味着这部分人群已经不再为了吃而忙活，他们有了不少闲钱，并形成了较旺盛的理财需求。这样一个喜人的金融理财环境，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21世纪后才刚刚稳定下来。无论是“东施”还是“西施”，都不可能超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中国境内媲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是中国经济发生了质的转变，才有了金融市场结构的战略突破，这不是简单学外国就改得了的，也不是外资只要踏上中国国土就干得了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外资零售银行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要从零做起。现在要拼的，是那些有产品、有经验的外资品牌在中国境内整合客户资源和渠道资源的速度快，还是已经握有大量客户和渠道的本土品牌把自己从产品到体制“武装到牙齿”的速度快。

　　《当代金融家》：当中国零售业务环境在2000年前后向上形成折翻点时，您已经退居二线、安度晚年了，是什么撩拨您关注起个人理财市场？

　　刘鸿儒：实际上从1990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听到各家银行开始议论了。在2000年前后，多数银行都加强了个人金融业务，它区别于当时银行主要用来做个人吸储业务的资金组织部，最先是从证券交易、代理保险和基金入手，没有专门的部门，后来因为车贷和房贷等个人资产业务迅速蹿升，逐渐独立成各种个人金融部门。

　　那时候银行非常困惑，一方面是存款余额快速增长，个人理财需求就像是一夜之间从潜在的迷茫转化为大量而又直接的交易和咨询，个人业务也是战线越来越长，结构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银行极度缺乏懂得个人资产业务和理财业务的人才，只得赶鸭子上架，让长期在柜台做简单存取款业务的银行“蓝领”直接转岗去做高端“白领”甚至“金领”业务。

　　此时，人才质量问题立即凸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知识结构存在问题，二是职业服务素质存在问题。出于对金融教育的热爱，我开始密切关注银行零售业务的人才培养问题。

　　《当代金融家》：您现在担任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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